在高中时，我是一个濒临被开除的学生。之所以要被开除，并不是因为我十恶不赦、罪大恶极，而是因为我有点小调皮。因为小调皮就被开除，这是不是有点骇人听闻？确实有点骇人听闻。不过我的小调皮太多了，累加起来就是大调皮、大破坏了。班主任今天听到某任课老师说我未交作业时，皱下眉头；明天再听说我上课时睡觉时，他估计要瞪眼了；后天要再听说我不守纪律时，他就怒火中烧了。他忍无可忍了，这小子怎么这么多事啊？于是将我的罪行逐级上报。经过如此这般的“三人成虎”，教务处的领导也颇为恼火，欲除我而后快。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进教务处“认罪”，那大概是高考前一个月，教务处的领导对我声色俱厉：“我要再听到你在高考期间惹事生非，哪怕你还没考完，我也要开除你。”
我确实是在学校待不下去了，父亲也无可奈何，最后只好让我回家自学。当我跟班主任说我要回家时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面无表情，但我估计他心里早就乐开了花。他说：“那好啊，你写个申请，让你爸签字，然后送到我这儿来。”在他眼里，我就像个毫无意识的儿童一样，我的行为只能让父亲负责，我已经被他不平等地看待了。所以我每次惹事时，他总是在第一时间让父亲上他办公室。父亲到底来了多少次，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只知道有很多次，以致于后来班上的同学都认识他了。父亲每次来时，我总不敢看他，更不敢去想象他脸上的表情。父亲在办公室里还是和气地给其他老师散烟，因为办公室里的老师中有很多是他曾经的同学。但他的和气里透露着愤怒和羞愧，因为和他的同学相比，他的儿子太不争气了。终于有一次，父亲在办公室里发火了。那天是正月十五的晚上，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躲在教室最后一排下象棋，而其他同学正在热火朝天地读书。父亲抓起办公桌上的东西就向我砸来。我下意识的闪躲。那东西没打中我，落在地上，碎了。我才明白是一个茶杯。父亲就跑过来动手打我。站在一旁的班主任吓呆了，他疯狂地抓住父亲，还示意我快走。那个晚上我辗转反侧，真希望杯子打在我身上，以震撼我久已麻木的心灵。但真正彻夜不眠的是父亲。
在家的日子就只能用一个“熬”字来形容，不仅思想上受熬，物质上也受熬。家中就只有父子两人，父亲在一楼，我在二楼。一楼的父亲也看书来辅导我学习，不过更多的时候他呆坐在房间里抽烟，房门也紧闭着。父亲是那个年代的高考落榜生，没吃上“皇粮”，于是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，从初中起就陪我读书，亲自教我。但他那个年代的知识，再加上多年的遗忘，怎么能够辅导我呢？有时他眉飞色舞地讲着一个题，尽管我知道那是错的，但我还是耐心地听着，任凭他享受着，因为这是他唯一值得骄傲的资本了。他一直认为，有他的辅导再加上我的努力，考个重点大学是不费力的。可那是我的心思就根本不在学习上，更不用谈努力了。事实证明他只是一厢情愿。在这时，在外打工的母亲也病了，父亲真的很为难。他上医院给母亲买药，然后再寄过去。有时一天中父子俩就吃两顿，因为心里难受谁也吃不下。时间分分秒秒的走着，每一点滴我都听得分明。
我终于要参加高考了。父亲很高兴，因为他期待的日子总算来了。但对我来说，考亦可，不考亦可；考好亦可，考差亦可。我是真的麻木了。考试时间缓慢地走着，如同夜间路灯下行人拖着长长的影子一样。每考完一科，父亲都会在考场外等我，当然手里拿着一瓶买给我的饮料，只是瓶子早就被他捏得变形了。父亲又变得很焦急，因为等待出高考成绩的日子也很难熬。记得出高考成绩的那天，我和别的同学正在一个女同学家中玩。中午的时候，那女同学说我爸打电话来了。我接过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父亲的声音。他说，我已经查了成绩。我马上问，考了多少分。电话那头是短暂的停顿，接着传来，考得不算好啊，似乎还夹杂着一声叹气，接着又是更长的停顿。我慌了，忙说，那我马上回来。那女同学问我怎么了，我随便扯了一个理由就提起自行车开溜了。一路上，我疯狂地蹬着自行车。太阳火辣辣的，而我却不时感到寒意；我压低着背，根本不敢去看那太阳，那似乎是父亲的眼睛，正盯着我。
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只考了一个二本。父亲变得很平静了，他似乎早就想好了，倘若没考上一本就复读一年。于是，我开始了复读。在新的环境中，我重新认识了自我，寻找到了最真实的自己。时光飞逝着，复读的日子如沙漏般消逝，我又站在了高考的门口。不过这次陪读的是母亲，父亲则接替母亲在外打工。
考试前几天我就嘱咐母亲在高考时不要去考场接我，母亲说，那好吧，我就在家等你。考试的两天转瞬即逝，我狂奔回家。一路上，无数的行人和车辆都被我甩在身后，清风则擦去我额头上的汗水。家很快就到了。我跑过了一年。
母亲在听完老师报完我的高考成绩后，喜笑颜开了。我终于松了口气。母亲迅速给父亲的电话，可是还没等她说完，父亲就把电话挂了。
父亲迅速地点燃一根烟，然后疾驰。
那一晚，父亲又是彻夜不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