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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节 磕磕碰碰第五课



  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,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,但是由于我们在世界观、人生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差异很大,三十多年来始终磕磕碰碰,貌合神离,两人都不幸福。

  王人美出版过一本回忆录,书名《我的成名与不幸》,最后一章写的是“我的丈夫——倔老头叶浅予’。且看她是怎么看我的:

  “我和叶浅予在1955年结婚,是老夫老妻了。过分熟悉,反倒觉得不知从哪儿谈起丁。这样吧,就先说说眼前这座房子。这是座老房子,大门关不严,水管漏水,地板腐朽,房管所修了几次也没全修好。我催他再去找找房管所,他不但不找,反倒帮着房管所说话。说什么房管所也有难处,这些房子百孔千疮,房租收来都不够修缮费用,还说不要为生活琐事烦恼,要知足常乐。你看,这老头子多倔!想起我们搬家的时候,正急需钱用,他却不声不吭,把补发的三万元工资全部捐给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,作为毕业班优秀学生的创作奖金。这三万元是他十年的补发工资,钱捐出去了,搬家要花钱怎么办?只好向荣宝斋借了一千元。叶浅予借钱,有人不信,他们认为有点名气的画家,都是腰缠万贯。其实,叶浅予经常两手空空。记得我们1955年结婚时,他四十七岁,我四十一岁,我们想老头儿老太太结婚不要声张,可不知怎么,风声还是漏出去了。朋友们纷纷送来贺礼,怎么答谢呢?叶浅予说请老朋友们聚聚餐吧。几十个人拥进四川饭店,有郭沫若、于立群、阳翰笠、吴祖光、丁聪、黄苗子、郁民等等。叶浅予花了将近二百元钱,回来的路上,他告诉我,他已经破产了,因为他全部财产也只有二百元。我又好气又好笑,只好自己掏钱去买必需的日用品。叶浅予这个人从来不爱攒钱。”

  “现在叶浅予的画荣宝斋一张标价两千。许多人以为,画价这么高,他分成一定不少。我说,那是你们不了解情况。叶浅予从来不赞成画价过高,相反,他主张压低画价,而且从80年代起,他拒绝向任何画店售画了。”

  “他对青年画家是爱之深,责之严。有一位女画家周思聪,是他一的学生,很勤奋,也有才气。有些地方约她去当场挥毫,一些港商也以优厚的待遇邀她去香港卖画并表演。老头子知道后,心急火燎,专门把周思聪请到家里,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。他告诉她,成功标志着新的起点。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画家,必须再下苦功,如果到处去表演,那会毁了自己。他不但苦口婆心开导周思聪,还告诉约请周思聪去香港的画商,不要毁了我们的年轻人。”

  “叶浅予受到墨西哥画家河佛罗皮斯的影响,从1933年开始手不离速写本。有趣的是我们1952年认识以后,有时也到公园茶室里坐坐,他掏出速写本,勾画周围的茶客和过路的行人,一画半天,连句话也不跟我说,几乎忘了我的存在。”

  “叶浅予是个好画家,却不是个好丈夫。除了懂画,别的什么都不懂,家中里里外外的事全要我操心。如今我半身偏瘫,管不了那么多。你看这个家,搞得多脏多乱。晦,还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,也别说了。我告诉你一句话,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,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!”

  《我的成名与不幸》 由王人美口述, 作家解波执笔写成。这篇被我删节了的“倔老头叶浅予”,也是以口述的方式由解波记下来的。“叶浅予是个好画家,却不是一个好丈夫,他除了懂画,别的什么也不懂。”这是王人美对我的真实看法。我应该根据这个观点,回忆我和王人美的共同生活。

  王人美,原籍湖南湖阳。父亲王正权,是长抄第一师范学校的数学教师,桃李满天下,毛泽东也是他的学生。人美从小在长沙长大,原名庶熙。兄弟姐妹七人,她最小。七岁时,母亲因脑溢血突然逝世,那时她已进小学。1926年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,对数学特别有兴趣,满以为将来会像她父亲那样当个数学教师。没想到这年夏天,父亲被黄蜂螫了一下,化脓成疾,竟至危及生命。

  父亲去世后,人美随哥姐到武汉,哥姐都在汪精卫的政府机关工作。不久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,实行反共,许多左派人物被杀或逃亡,王氏请人易散。人美和三哥王人艺随二哥王人路到了上海,进入黎锦晖的美美女校学歌舞。

  1928年5 月,黎锦晖组织的中华歌舞团乘船离开上海,用了十个月时间,在新加坡、吉隆坡、按榔屿、曼谷、马六甲、雅加达、苏门答腊等城市表演。次年中华歌舞团解散,王人美回到上海,进南洋招商附属英文专科学校读了一年英语。不久,黎锦晖重振旗鼓,组织明月歌舞团到北平、天津演出,接着又远征东北。王人美、黎莉莉、薛玲他和胡布被称为明月团的“四大天工”。电影导演孙瑜慧眼识英雄,把王人美由明月歌舞团的“四大天王”之—变而为联华影片公司新片《野玫瑰》女主角。影片获得很大成功,王人美演得自然而真实。为什么会这样?导演说,因为她自己演自己。待到《渔光曲》出现,小猫那个人物,实际是王人美自己演自己又深化了一步。《渔光曲》是导演蔡楚生的成功作,是王人美电影演技一个高峰,也是中国电影艺术走上新路的一个里程碑。 它获得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荣誉奖。《渔光曲》的主题歌曾经风靡一时,人们提到《渔光曲》便会想到王人美;见到王人美,便会想到《渔光曲》。那以后,王人美又主演了一些影片。解放后,她成为上海长江电影制片厂的演员,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,她忽然神经错乱,我把她送进北医的精神病院。在治疗过程中,逐渐知道1950年她从香港回上海之际,正赶上文艺整风,有人向她身上泼脏水,诬蔑她和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有来往,她受到极大刺激,曾经被送进疯人院。幸亏她二姐王明霞把她接到北京,住在她大哥王人碰家,她神经获得松弛,病才好起来。从此以后,人美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。

  我和人美的婚姻是1955年由朋友们有意撮合的。那时人美和金焰已经分离十年,据地的回忆说:

  抗战爆发后,金焰和我缺少共同生活,他认为丈夫应该养活妻子,不赞成我独自参加大鹏剧社,更反对我报考美军打字员。他不了解我经历流亡生活后的思想变化,我怎么能安心当一只家猫。他不理解我,认为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。我们的离异既没有吵闹,也没有眼泪……我觉得夫妻之间即使爱情已经消失,友情仍然可以存在。爱情有时是自私的占有,友情却是无私的依存。

  我呢,1951年通过官方手续,和戴爱莲离婚。说实话,我是流过眼泪的。到1955年,我已独居五年。

  王人美当年在上海当歌舞演员时,我曾在丁惊家里见过她,这次经朋友介绍,目的明确,希望我们合组家庭,解除寂寞。应该说,我们彼此对性情脾气都不甚了解,但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,有一定透明度,所以经过几个月交往,我便直率地提出要求结婚。人美倒有点犹豫,当时她正在长春拍片,在一封信里她这么写道:

  “……想到北京的春天,我们的郊游,的确使人怀念呢。虽然当我们单独相处时,我总是沉默寡言,然而想你能感觉到我的紧张不安和激动,否则你也不至于那么快的直接就提出问题。我的答复可能令你不满意,但是希望你能了解我是真诚和坦率的。的确,我不否认我有优点,但缺点更多,尤其是我的幼稚无知,它将带给你苦痛呢!你想到么?当然,这样说并不是让你提出任何保证,将来不能嫌厌我,而是更深了解,事先考虑、准备,如何克服困难,以期达到更好的合作。”

  “过去的环境、生活,养成了我某方面的依赖性,1952年病后更造成了过分自卑心理。我也曾想到如果有个知心的人,能够在事业上帮助我,生活上关怀我够多好呢。因此形成了目前的恐慌。这是我的心情,也许你要批评我吧,我愿意接受。”

  信中反映的谨慎态度,也许是一个女性的常态。这里面可能隐藏着第一次结婚的幸与不幸;也许是对我的警告,语言叙中带硬。

  事实证明她的考虑是有预见的。我们按照世俗传统习惯,在北京西单一家饭馆定了两桌席,请朋友吃了一顿,就算结婚了。人美从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四十七号叶宅来住。我开始发现她的性格急躁,又好强,硬要摆出当主妇的身份,因此在家务上开始发生矛盾。结婚才一个月左右,某一天,不记得为了什么事,我们两人顶撞起来。她一本正经提出要和我离婚。结婚才一个月便要离婚,简直荒唐!

  我问:“这到底是为什么?”

  她说:“你有大男子主义,我受不了。”

  乍一听,这顶帽子新鲜,但也可以理解,可能冒犯了她什么。

  我说:“咱们都四十多岁了,能像小孩子过家家那样,一赌气便散伙吗?”

  她说:“就是因为四十多岁了,这日子过下去将难于收拾,所以还是走开好。”

  我说:“你认为我有大男子主义,这帽子我可以戴。不过,若是你头脑里没有大女子主义,怎能感到我有大男子主义呢?”

  给我这么一反驳,她好像有所憬悟,口气变了说:“那么,再试试吧,看我们能不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。”

  从此以后,我们之间除了作为生物的人,特别注意如何做一个社会的人。我逐渐摸到王人美的脾性,凡属于内掌柜职权范围内的事,外掌柜不得插手。对我来说,这本来是丈夫的幸福。但是,这内外之间,界限很难分清。例如,她对甘雨胡同的住房总不满意,老是要找房管所修这修那,房管所总给她“拖”,拖得不耐烦,便要外掌柜出面打交道。外掌柜懒得管,有时采取“顶”的办法,也就是“倔老头”那篇文章所说,反过来站到房管所的立场,替房管所说话。内掌柜火了,拿出她的杀手锏,说要搬到北影去住。她是北影的演员,有权向北影要住房,但北影的领导却认为王人美和叶浅予结了婚,住了叶浅予那七间房的小院子,怎能再占北影的宿舍楼呢?王人美屡次碰钉子,便屡次和我闹别扭。闹的中心内容是不该和我结婚,以致丧失了她在本单位应得的权利。

  在我们第一次闹离婚之后,为了保证内掌柜的职权,人美借故辞退了跟我好几年的北京老阿姨,换了她的老乡湖南阿姨。干了没多久,不知犯了什么错误,得罪了她,她又把湖南阿姨辞了。对这件事,外掌柜不以为然,内掌柜却板起面孔说:“别噜嗦,这是我的事,你别管!保证不亏待你就是!”

  这样吵吵闹闹,人美也感到有点过火,在一次信里她写道:

  关于求同存异是不是运用于夫妇之间,我没有很好研究过,不敢作肯定的回答,感觉上不认为能行。因为如果像目前情况,我们分居两地,所要求者是赶快见面,别的一切都可以不顾及到对方,当然会过得很好。可是两人每天在一起,还有说舌头碰不到牙的吗?只顾着求同,现实生活还过不过呢?总之,让我们经过实践再改进吧。

  在一次通信里,我写到希望在生活中有点幽默感,不要老是那么紧张和严肃。她回答道:

  “生活中带点幽默当然能使人轻松愉快,问题在于幽默和讽刺的界限很难划分。如果过了那个‘度’,是会使人难堪的。我虽然一般地说对事物较比认真,但不至于到完全不懂幽默。可能是在我的印象中,你不是富于幽默感类型的,因此常引起误会。”

  “我本来就是不好说话的人,拼命在培养自己多说,然而经常都感到话似乎都是多余的。就拿你举的例子来说吧,你的结论还是‘废话’。其实我倒同意你后来的一句话:’谁都没有知道谁肚子里在想什么。’这出戏按我的舞台指示是这样的:

  人物:我(对事情比较认真,想得很周到,这在某些方面来说是好的,然而常得反效果)

  你(有意识地在改造自己的大男子主义,然而仍不免经常流露)

  时间地点:文登路早餐进行中

  我:(吃完要去冲茶,想着糖盒应该带回去,你尚未吃完,可以让你带)你吃完把糖带回去吧!

  你:(责问地)为什么你不拿呢?

  我:(心想我也不吃糖,不爱喝茶,凭什么这点事你都不肯做,有点生气,直率地)你就不能拿一下吗?

  “根据你我两人对同一件事的态度,完全说明我们之间是不够了解。我确实希望通过我们这次的通信,比较冷静地把该说的都说个明白(哪怕过头一点)。摸清楚毛病在那里,以便纠正,如何?”

 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人美如何在抓我的“小辫子”,用以证实大男子主义的症结所在。而我呢,仍然我行我素,大大咧咧,不以为然,认为小事情无关大局。这可把她惹急了。在另一封信里,她非常严肃地提出:

  “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开头来写这封信,但是我觉得有必要给你谈点儿什么。我们结婚虽然近五年,然而我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感情,我可以承认我和你结婚只是为着摆脱某种不正常的关系;你呢,当然也是由于需要一个家庭主妇。因此,在双方认为适合的条件下,我们结了婚,而实际上你爱的是戴爱莲,我爱的是金焰,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犯神经病(关于这病,你是不能理解的)。但是毕竟是我们已同处了五年,双方的感情也在逐渐增长,然而通过一系列的生活片断都可以看到,如果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时,那就该沉默寡言。记得我们也曾同去过北海公园等处,那不就是这种情况吗?所以以后咱们也不用试图同出同入,而应采取各自为政的办法。总之,在我这方面来说是不愿意沾你叶浅予的光的,所以在有一次我托吕思买票,她使用了你的名义,你听了不高兴地说:‘不要乱使用我的名义’时,我是非常生气的。从那次以后,我就更是离你远了。很多问题,我精神上得不到解脱,工作也不顺心,而客观上和主观愿望又要求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,因此在这次特定的写申请入党的材料时就又犯了病。对于病,我是有信心使它痊念的,但是我们之间的问题不彻底解决,我认为我是还会犯的。”

  “昨晚我又梦见了金焰,他现在的情况也不比我好,身体糟透啦!那还是次要问题,我相信他精神上的痛苦更厉害(这当然是我主观猜测)。不过,这些我觉得我是不应负很多责任的,也许是他罪有应得。我只有一句话评他:本质是好的,以后受环境影响太厉害。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,从现在起,我决定将与他千丝万缕的情绪割断,好好做你的爱人、主妇、同志,并使我们共同的事业更迈进一步。”

  1962年我外出旅行,收到人美同样内容的一封信,但口气比较缓和;

  关于这一次临走前的别扭,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婚后从来都没有好好谈过话,因此相互不够了解,各人都抱着对对方成见的看法,一个矛盾没有解决,又加上一个,越发展距离越大。末了,我们之间的对白,完全是各人思想的结论,话说出来就像枪予地一样,使听话的人实在受不了。不知你能否同意我这种看法?今天没有时间,过一天我希望着能将思路整理一下,好好交交心。望你也能在闲暇时冷静地想想,谈出你的看法,或者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,让我们沟通一下思想,以便改造这种家庭没有温暖的现状。我相信我们双方还是有这样愿望的吧?

  收到这样的信,心里很受冲击,难免要在回信上说几句,必要时还得解释几句。可我的待人之道,有时总要替对方多想想。我了解人美思想偏狭,最怕别人小看她,而我对事的态度总认为自己宽宏大量,不计较对方的粗言碎语。在家里我忙着自己的事,不关心身边还有个人,只知道王人美是个管家务的能手,不注意她是个女人,需要男人去抚慰,去关心。回想起来,也许这就叫大男子主义,所以嘴上尽管说要改,实际上不认识大男子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,何况我对她的大女子主义也有成见。因而,我们之间的距离愈扩愈大。幸而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政治运动中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关系,不论矛盾如何尖锐,也不至于搞到你死我活的地步。我们有时语言过火,难免伤了对方心灵,等到冲击停止,心情平静下来,谁都会想到我们之间是一家人,总有个与人为善的好心,不管怎么样,和平的日子多于战争的日子。人美在信里刺痛了我,说什么我爱的是戴爱莲,她却不知道戴爱莲现在在别人的怀抱里;她把金焰那位电影皇帝的宝座看得如此神圣,也刺伤了自己。最后还得抚慰自己,割断千丝万缕的情丝。

  整个50年代,谁都在政治运动的枪尖上生活,平常说话或者写起信来,人人都不免有一套政治术语。人美在1957年前后,一心要入党,不知写了多少次申请书,当然得有一到自我标榜和自我批评的面孔。我这个被讥为“自由主义者”的民主人士,处在政治运动中,也得有保护自己的本领,因而,在给主妇写信的时候。也总得有刚好看的面孔。可巧,在回收抄家物资的文件中,发现了几页叶浅予致王太美的信稿:

  (一)

  老实说,青岛的日子过于舒服了。我是带工作来的,可没有完成。第一星期写了五千字,劲头还有,第二周就放松了。一算,时间反正不够,玩了再说吧。况且,青岛原是个休养的地方,大家都“松”着,我“紧”什么呢?临走时还有些恋恋不舍,回家空荡荡,怎么受得了?上车的时候有些无可奈何的情绪。……

  1956年王人美参加文化部青岛哲学学习班,我以家属身份去玩了几天。回家后写了这么一段颇带感情的信给她。

  (二)

  ……大佛寺很安静,但是门铃和电话的响声对我威胁很大。据说海涛在香港发表文章,其中有谈到大佛寺的一节,题目叫“人美的家”。很荣幸,这回我做了你的配角。

  这几句话,略带幽默感,是漫画细胞的表现。

  (三)

  接到你的信,难过了半天。生活里许多任性和主观的表现,过去曾经害我不浅,自问已经改了许多。但是这一年来伤害你的地方还是很多。我不预备作检讨,只希望时时提醒我。不过,有一点是我的优点。就是,尽管我们之间有点小小别扭,我从来不耿介于怀,因此我对你不存在什么戒心。希望你也不要对我存什么戒心,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,让互相容忍代替互相成各吧!我想。两个都有点小脾气的人凑在一块,是天作之合,来个“相克相生”,岂不更加丰富了我们的艺术生活?

  (四)

  今天接到17日来信,非常高兴。好不容易送来这么一句很有分寸的问话:“很奇怪,为什么你不给我来信呢?”其实,你刚发出这封信的时候,答案就马上到了你的手上了。

  全身心投入学习哲学的日子里,匀出一点点时间来谈谈恋爱,是极为必要的。我觉得我们结婚结得太快。应该补一补恋爱的课程。上回你信里有些牢骚,逼得我想起去年刚结婚不久和我赌气的那儿夭,那股子别扭劲儿,真使我有些害怕。我想那时候我们的确还不是很了解的,可是彼此都以为很了解对方似的,这是因为彼此自尊心很强。老实说,那就是自欺。等到开始互相真的了解时,不免要发现一些不很如意的情况。这时候我们的自信心便受了打击,感觉有些委屈。如果积极一点,勇敢一点,把这种委屈解剖一下,看看那里面到底是些什么情由,那么对促进彼此的认识和培养彼此的感情有极大的作用。你曾对我下过警告,在我说起来也是一种委屈,虽然我在口头上不大满意这种压力,可是我认真地考虑过你为什么会表示这样的态度。我的结论是,责任在我!因为我没有真正了解你。现在我认识到:由于历史的原因,做一个妻子是不简单的,尽管历史改变了,人们的意识还远没有改变,所以做妻子的还背着包袱。

  (五)

  昨天下午从天津回来,接到你的信。文登路六号早餐的一个小镜头有了发展。我同意你的进一步分析,以及对我的批评,可是不太同意对你自己的估计,好像一切都为了我,而往往吃力不讨好。为什么那么容易抱怨呢?因此,我懂得你的沉默就是抗议。我仍然希望你对我不要有成见,杀大男子主义不要杀得太激烈,太激烈,老头子吃勿消。

  五号到天津那晚,写过一封信给你,感情比较冲功。那晚我的确想得很苦,因为在这次通信中,我们似乎直接近了。

  我们两个生活习惯和个人爱好有许多不同之处,过去我们或许觉得遗憾,但这回却觉得应该有“存异”的必要。夫妇的和平共处原则,也不外乎求同存异吧。

  以上的几封信,估计都是1956年青岛之行和人美重度蜜月之后写的。为什么叫“重度蜜月”?这是因为自1955年以来在共同生活的一年中发生过多次矛盾冲突,彼此之间积压了许多成见,一时不易解开。看岛之行,她是主,我是宾,周围都是朋友,加上最美好的自然环境,没有家庭琐事干扰,心情舒畅,胸襟开阔,比较能容纳对方的意见。所以在信里强调恋爱补课的必要,这是在感情上有了交流的收获。

  1980年为了大佛寺换房的事,人美骑车跑房管所多次。5 月12日那天上午又骑车上房管所,下了车忽然跌倒,待要开口,却说不出话来,急送协和医院,住过神经外科病房,确诊为脑血栓。治了一个来月,左身偏瘫,上下肢关节僵化,幸声带恢复机能,消化系统完好无损。出协和后,移三O 九部队医院继续治疗,又经三个月,能下床扶拐杖行动,才出院回家。这时大佛寺西街四十七号的房子已换成甘雨胡同二十四号,北房三间,西房五间,相当宽敞。但家庭主妇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,嫌地板破旧,大门腐朽,和房管所闹个没完。她可能在想,自己送了半条命,换来这破房,实在倒霉。同时又四处张罗,托人寻找治偏瘫的神医,恨不得立刻把僵化了的左手左脚治活过来。可是事与愿违,愈性急,愈难治,愈难治,愈性急。我怕她精神分裂症的老毛病会再犯,说也怪,自从患偏瘫症以来,患了十多年的高血压似乎不治自愈,精神分裂症也被脑血栓吓退了。人美的急躁脾气却愈演愈烈。稍不称心,就对专职侍候她的保姆和做饭的阿姨破口大骂,或借故把人家撵走。保姆阿姨像走马灯似的换了又换,邻居们窃窃私议,连居委会都出面为保姆们撑腰,甘雨胡同二十四号成为众矢之的。有时这位家庭主妇矛头指向家主公,我只好忍气吞声,好言相慰,避免大吵大闹,惊动四邻。几年过去,人美自知这病难以彻底解除,情绪渐渐稳定下来,甘雨胡同二十四号有过一段平静的时期。

  1986年春,派出所通知甘雨胡同路南段居民,这一带已划归台湾饭店建造新楼,一年之内要准备搬迁。搬迁条件将由台湾饭店和各家协商。不久,拆迁协议确定:叶浅予在西三环北路22号中国画研究院租画室二间,王人美在北影招待所租住房二间,各暂住一年,应付房租由台湾饭店担负;台湾饭店在北总市胡同为拆迁户建新楼两幢,限一年内建成。

  我们于1986年秋季迁出旧居,从此分居两处。我每周末到北影招待所看望人美,她也有时到研究院来看望我,两人互相来往,像走亲戚似的,倒也别有情趣。不料好事多磨, 这年12月4日,传来电话,说人美在从医务所走回招待所的路上,突然摔倒在地,神志不清,现躺在积水潭医院急救病房。我赶去看时,她双眼紧闭,右颊碰破, 肿了一大块, 全身瘫痪,目不能言。医生确诊是脑溢血,说还可能变成“植物人”,无知无觉地长期躺在病床上;也可能形势突变,永离人间。

  1987年3 月,我在全国政协开会,由于会开得紧张,又为人美的病情化心,忽然感到心脏隐痛,经医务室做了心电图,立刻把我送到空军总医院。和1976年那次“心肌梗塞”一样,则我躺在床上,不许动,输液,输氧,我心里有数,大概心脏老毛病又犯了。此时我还惦记着老伴,不知她最近情况怎么样了。幸亏有个好女儿叶明明,忙着两边跑。待到4 月12日早晨,明明来电话,说昨晚守了妈妈一夜,到凌晨2 时,妈妈呼吸停止。女儿劝我不要难过,说这样也好,假使长期做“植物人”,妈妈自己痛苦,别人也痛苦。这四个月,她的消化系统已逐渐丧失机能,全靠输氧灌奶维持生命。到了最后,生命濒临绝境,一切人工救治都已失效,只好与世长辞了。这时我也躺在医院病床上,只能默默祝愿她的灵魂获得解脱。

  1987年4 月23日,人美遗体在八宝山火化。火化前,生前好友向她遗体告别,而作为她三十多年的家庭伴侣,我却只能从空军总医院窗口向空中遥祭。我口中念着下面一首悼亡诗:

  急讯传来:
  人美跌了一跤。
  神志不清,
  昏迷不醒,
  快去积水潭医院探明!

  急诊病床:
  手背连着葡萄糖瓶,
  鼻孔塞着氧气胶管,
  右颊肿起一个大包。
  闭眼,喘气,僵身,平躺,
  床治站着小子,
  那个黑龙江姑娘。

  一阵心酸;
  倔老头儿默默盘算。
  为什么只顾画思呀文思呀,
  不分点心思给半身瘫痪的人呀,
  一代大演员不是在埋怨吗?

  三十年代:
  赫赫名声,闪闪明星,
  《渔光曲》激荡人心。
  五十年代遣到突然袭击,
  要你交待什么见不得人的经历,
  逼得你精神分裂,
  有口难辨,声嘶力竭。

  一九八O:
  血压升高,阻塞了脑血管,
  四方求医,不幸成了左偏瘫。
  活蹦乱跳飞车手,
  莫奈何,支着拐杖,扶着姑娘。

  回首“文革”;
  你那儿,嘻笑怒骂公堂闭,
  我这里,七条罪状三顶帽;
  你那儿,装聋作哑蹲干校,
  我这里,三年牛棚七年牢;
  多少人,妻离子散,家破人亡,
  我两口,家破人散,政治平反。

  各有千秋:
  平反冤假错案,补发工资三万,
  难煞老翁穷汉,捐讫浑身舒畅,
  老伴生性好强,搜出多年积攒,
  五千一架钢琴,送进小学课堂。

  吵吵嚷嚷:
  你说,宁可撑破肚子,也不占个盘儿,
  我说,宁可占个盘儿,也不撑破肚子。
  你说,菜么,就得讲究色、香、味,
  我说,不开饭馆,讲什么色、香、味。
  你懂得治家、养生;我信的玩世、活命,
  你的细胞是“儒”命,我的细胞是“道”命。

  一代名优:
  早已写下遗言,
  一反常态,暗暗自叹自贬;
  共产党员,怎可心急气粗!
  家庭主妇,何必絮絮叨叨!

  老汉八十:
  多么想老伴你为我做一顿生日美餐,
  政协会议正酣,老汉心脏查出异状,
  急忙送进医院,和你一样躺在病床。
  “四.一二”噩耗传来,
  生离死别是什么滋味?
  八宝山最后一面,无缘赶上,
  遗憾呀,遗憾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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